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双一流”建设、学位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增设学位点、扩招研究生的局面。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听说研究生要扩招，那是不是意味着机会更多？考研更容易了？”最近一段时间，各省、直辖市纷纷晒出了增设博士硕士学位点名单，各省动辄百计，不禁引发网友们纷纷讨论。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要求，各省、直辖市必须在10月31日前，将新增硕博学位点推荐名单报送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同时该名单进入公示环节。

　　据媒体报道，此次全国范围申报3000余个硕博学位点，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申报。虽然这并不是最后的名单，且据悉“学位点的审核将严格控制”，但已有不少省份、高校在为此喜上眉梢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去年175所高校大幅撤销576个学位点，那场大规模的裁撤潮让不少高教界人士记忆犹新。

　　一方面，随着研究生扩招，学历含金量“缩水”，不合格的学科点被大幅撤销；另一方面，几轮下来，高校申报学科点热情不减。这又是怎样的申报逻辑呢？

　　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研究生院召开学位授权点推进会，教师们纷纷准备材料，学校网站、社会媒体跟进增设情况……”北京某“211工程”高校教师卫谦如此描述这一轮高校申报学科点的热情。

　　实际上，学科点申报与裁撤所呈现的“大开大合”背后，有着高校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因为“没有学科点，教师的发展就会遇到瓶颈。这个瓶颈不解决，申报学科点的热情永远不会消减”。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说。

　　他解释，教师的各类资源配置、教师的发展都是按照学科点情况来配置的，高校内如果没有学科或者专业支撑，这部分教师只能依靠自己救自己，即办新专业或者学科点来实现。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科研等依托，新办的专业或者学科点的人才培养质量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高校为了教师自身的发展，也会想尽办法增设学科点。”

　　卫谦补充，只有成为硕博学科点，才有可能获评各级重点学科、获得“双一流”建设等国家专项资金，从而谋求更大发展，这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以学位点为起点的发展链条。因此，学科点是高校的必争之地。

　　学位点增加相对困难，但高校也有“曲线救国”的办法。学位授权审核包括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两种方式。前者每3年实施一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部署；后者每年开展一次，由高校根据需求，自主撤销硕博学位点，新增不超过撤销数量的其他硕博学位点。

　　卫谦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些学科点被裁撤，招生、就业情况不佳是表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科评估的需要——因为高校要集中力量办好优势学科而被“刷”下来。学校运用“动态调整”机制，撤掉一个学科点，相应地新增一个学科点。各学校都有一些热门专业，养了一批教师却没有学位点。此时，学校可能会“牺牲”一些人少的小学科，甚至有价值的小学科。“弃车保帅，解决一堆人的饭碗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在增设学科点时，研究生院还会算经济账。在招生上，经济收益高的学科点往往会排在优先增设行列。一些有价值但在经济上不划算的学科点，导师甚至需要交钱给研究生院招生，因为财政上没有公费招生指标。工科有更多的项目经费，往往交得起钱招额外的学生；文科项目经费少，导师交钱招生的动力更不足。因此，研究生院往往会把文科招生指标撤掉，换成工科招生指标。

　　最大的受害者是学生 

　　当学生们听闻研究生扩招，满怀欣喜报考时，他们不会去想，若干年后这个学科点有可能会消失，也不会去想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问题。而最后需要为此“买单”的人，也只有他们自己。

　　大规模增设硕博学位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伴随着数量的增加，人才培养的质量很容易出现下滑。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出现了。

　　储朝晖指出，一方面是师资，一些博导、硕导自身并没有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甚至连论文的基本规范都搞不清，让这样的教师带博士生、硕士生，质量问题只会愈加严重。

　　另一方面是，学生习惯于以知识考核为主的考试，进入大学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培养起独立的思考和研究能力，从教育的分量上来说，再去读研是一种“过度教育”。“培养质量不高的学生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消耗，因为社会付出和收益并不相称。”

　　“研究生培养不顾质量会挤压本科教学，本科教学可能会成为高中的延续，变成考试分数、考研知识的培训班，造成学历贬值、混乱。后果将是几代人都改变不了的。”储朝晖说。

　　注重量而忽略质，在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似乎从未找到平衡点。

　　在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看来，扩大规模与质量下降本身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学科点数量增加与否，从根本上要看社会需求，而不仅仅追求学科点自身的眼前利益。“先把摊子铺开再解决矛盾，不应是增设学位点应有的态度。”

　　然而，现实中又有太多只顾单边利益的例子。比如，近年来一直强调的专硕建设。“其矛盾在于：政府、高校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设计得很完美，但是新增学科点的知识体系、师资结构依然是面向过去学术型的，同一拨人、同一教材体系、同一课程设置，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这样的专硕人才培养质量可想而知。”侯定凯说。

　　行政主导下的无能为力 

　　之所以在现实中形成重视学校、教师利益，而忽视学生利益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由行政主导带来的弊端。

　　目前，《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确立了由各高校上报增设硕博学科点，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为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准审核结果的模式。

　　这样一个流程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相比之下，国外高校并没有全国性的要求，都是由学术委员会自行评估是否需要增设、撤销硕博学科点，招生与学校声誉直接相关，甚至一个不合格者的流出都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先定调子再做事，学术标准往往不好把握。就像当初高校扩招一样，政府提出扩招要求，高校纷纷走程序，没有人去问科学与否。”储朝晖指出，正因为没有人质疑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将更加严重。“‘双一流’建设、学位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增设学位点、扩招研究生的局面。”

　　而将审核的权力交给省级学位委员会，也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担忧。

　　叶志明指出，省内统筹可以考虑地域的平衡关系，但也给国家层面的布局带来一定的不合理性。比如说，多省某一学科点都要求增设，从国家层面而言，该学科点存在增设过多的隐患。然而，省与省之间并无相互关联，考虑了一省的局部利益，全国的利益可能就要放弃。

　　“学位点放在当地审核，也很难保证专业性。当地高校要上博导、硕导，就有可能通过省级审核学位点增设的契机尽可能‘放水’，省级学位委员会为了本地高校能够拔得头筹往往也会网开一面。”储朝晖道出了担忧。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以上矛盾，唯有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在本次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达了这一观点，而同时又表示“无力改变”，毕竟行政化问题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顽疾。

　　审核过程增加透明性 

　　对于学科点申报与裁撤所呈现出的“大开大合”，从“大合”的角度倒推回去，也可以从问题中找到完善建设的一些思路。

　　在叶志明看来，申报与评估，一个是办学资格，一个是办学质量，学位点申报与评估的思路相通，存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为了评估一个学科点，举全校之力去支持，将其他专业的资源拉入参评，这是高校“不可公开的秘密”。

　　“现在省级审核将程序公开，其好处在于大家可以监督高校在申报学科点时，是否存在上述造假行为。”叶志明说。

　　但仅仅公开了增设点，似乎还是不够。

　　在侯定凯看来，名义上邀请专家评审，但实际上仍然是由政府部门主导。“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谁主导评审，而是学科点评审是否有可公开、完整的工作链条。评审过程的计划性、透明性很重要，只有透明了才可以监督，才能实现对学科点建设从申请、评审、建设、评估等各环节的问责。”

　　他以撤销学科点的现象为例指出，当某一学科出现了重大问题，以至于必须给予警告或撤销之际，主管部门至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警告或撤销学科点的原因是什么，对涉事学科点或其他学科点有什么建议或警示，这些信息必须提供可公开、详细的调查报告，否则审查还是一笔糊涂账；第二，学科点发展出现了问题，须反思是否与当时设置把关不严有关，导致在源头上潜伏了问题。

　　“学科点的问题是否也暴露了评审标准、评审程序上的短板？撤销也好，新增也罢，程序性公正是底线，问责也须落实到学科点、评审专家和政府决策部门等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学科点发展大起大落，对学科本身和学生利益带来的伤害。”侯定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