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通过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分别提出了到 2020 年、2030 年和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那么该如何判断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规律?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什么?我国大学的学科发展模式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问题?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有哪些区别?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应坚持怎样的学科布局原则 ?
应如何处理学科与专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大学的师资建设应往哪个方向发展?围绕上述问题,本期“高端访谈”对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宣勇进行了专访。
●学科是大学组织的细胞,学科组织的整体水平反映了大学的水平。学科评价的标准,应该注重“体用结合”。不但要关注学科这个细胞的功能发挥好不好,也要关注细胞组织本身的健康水平。评价学科的“体”就是看学科的组织化程度,首先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是不是聚焦的,其次学科的人财物是否集聚到学科的使命、方向上,再次学科是否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学科组织的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生成期的学科组织首要的任务是学科方向的凝炼、学科使命的选择和资源的获取;生长期的学科组织面临的主导任务是自身知识产出能力的提升;成熟期的学科组织的主导任务是学科内部的制度建设;后成熟期的学科组织的主导任务是战略规划,重点在于学科方向的调整、学科队伍的整合等。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人,而优秀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是打造学科组织核心竞争力关键中的关键。学科布局主要涉及在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政府和中观层面上的大学这两个主体,要考虑到协调好国家、学术和市场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需求。
《大学》:宣书记您好!通常判断一所大学的水准,要以学科的整体水平为评价标准。您认为,学科发展水平该从哪些方面来评价?
宣勇书记(以下简称宣书记):学科与专业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学科是大学组织的细胞,一所大学的学科建设,本质上是学科的组织建设,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科知识生产的能力与水平,学科组织的整体水平反映了大学的水平。是否有若干个学科能称为世界一流的学科,培养的人才是否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级人物并做出杰出的贡献,都可以成为判断一所大学水平的观察点或者标准。学科评价的标准,我认为应该注重“体用结合”。不但要关注学科这个细胞的功能发挥好不好,也要关注细胞组织本身的健康水平。
现在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对学科“功用”的评价,主要从外在的、显性的角度来判断,比如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和社会服务的能力。这中间当前关注较多的是学科的科研水平,科研水平一般体现在重大研究领域承担的课题、有无原创性的成果、参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在重要的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重大的奖项和对产业的贡献等,这些都是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而当下又是非常片面地注重高水平论文,从过去的 SCI 到如今的 ESI,成为了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唯一标准,简单地以论文发表作为学科评价指标,是不全面的也是值得警惕的。事实上,论文只是学科知识生产能力与水平的一个方面而已,不是全部。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能不能为专业建设提供一批国际化的高质量课程,让学生广泛参与研究活动,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是衡量学科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重要标准。
至于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评价方面,对于世界一流学科而言,我认为应该具备帮助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能力。比如,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能不能作为智库参与并影响政府的重大决策,能不能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能不能引领社会的风尚,能不能做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为自然科学学科,从事基础研究的学科研究方向是不是在世界的前沿领域有原创性的成果,研究的成果能否参与到知识体系的建构,建立概念、范式、体系、理论,能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研究方法或研究体系?从事应用研究的学科则是通过研究获得的技术、工艺、设备、产品在行业产业领域中是否是引领性的?拿生命科学领域来说,最为核心的评判标准应该是:有没有重要的原创性发现,有没有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有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有没有做出对本学科甚至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科学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突破;有没有对人类的疾病提出新的认识、新的治疗方法;有没有做出对实际应用有巨大和明显意义的工作,等等。其他科学领域评价标准也类似。
大学:从事物的体用关系而言,除了关注学科“功用”的评价外,是否还应关注学科发展的“本体”评价?
宣书记:除了上面提到的“功用”外,学科评价还应关注学科组织是否有可持续产出的能力。一些学科可能偶尔或者短期能产出一些高水平的成果,但是不能做到可持续的、长期的产出。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价学科,涉及到学科组织本“体”的方面。何为“体”?作为大学的学科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是不一样的,它是围绕特定的知识生产领域,通过人、财、物的配置构建而成的一个实体组织。
评价学科的“体”就是看学科的组织化程度,首先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是
不是聚焦的,其次学科的人财物是否集聚到学科的使命、方向上,再次学科是否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我过去曾经对成熟的学科组织提出八个方面的指标:研究领域、方向和水平的不可替代性;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可持续的知识产出;稳定的资源获取;明晰的组织结构;规范的学科制度;良好的学科文化与传统;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我认为这八个方面,可以作为学科组织“体”的建设的评价标准。在当下对大学学科的评价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评价对象的使命价值模糊,组织边界不清,教师的学科组织归属随机、松散,成果堆积和拚凑的现象十分普遍。学科评价与建设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学科建设的碎片化。
《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您认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宣书记:学科组织的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与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有共通之处,一个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矛盾,关键是要在特定的阶段采取对应的发展策略。例如青春期的孩子会面临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变化,出现成长的烦恼,中年期的成人会面临事业和生活的各种压力。所以,学科建设也要结合学科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依据组织生命周期的一般理论,着眼于学科组织管理诊断的需要,根据知识产出能力的不同来区分学科所处的发展阶段,将大学学科组织的生命周期划分为生成期、生长期、成熟期与蜕变期四个阶段。并且通过对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归纳出学科组织生命周期各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主要矛盾。
生成期的学科组织首要的任务是要回答“干什么”是有价值的?怎样才能干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方向的凝炼与学科使命的选择,同时面临生存的压力,因此资源获取是这一阶段的主导任务,包括人才的引进、经费的支持、学术物质资料的配备等。生长期的学科组织面临的主导任务是自身知识产出能力的提升,这也体现了学科生长的本质,学科生长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自然渐进式的增长,有的善于借助外部资源,还有的模仿借鉴标杆学科(如国家重点学科)的发展路径。成熟期的学科组织知识产出能力已经到达较高水准,这时候更关注的是知识产出的可持续性,因而其主导任务是学科内部的制度建设,例如学科文化建设、内部评价激励制度的完善、内部决策制度的完善等。后成熟期的学科组织可能会面临知识生产活动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或知识本身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时候学科组织就面临蜕变的需要,学科组织的蜕变往往体现为知识劳动领域的重大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科具体使命、存在方式的变化。这个阶段的主导任务是战略规划,重点在于学科方向的调整、学科队伍的整合等。
总的来说,学科组织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决定了学科组织的发展策略,与阶段特征相适应的发展策略促进学科的发展,与之相背离的策略则牵制学科的发展。学科建设的目标、手段应该针对学科组织所处的成长阶段有所差别。这对于不同学校、不同学科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十分重要。
《大学》:您认为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什么?
宣书记:关键是人,而优秀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是打造学科组织核心竞争力关键中的关键。纵观国内外,任何一个一流学科的发展,与其学科带头人密不可分。我把学科带头人称为“领导型学者”,也有学者称作“战略科学家”,即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能根据科学前沿和人类社会发展需求提出本学科的发展愿景,整合资源,率领学科成员共同解决重大问题的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首先是一名学者,在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有精深学术造诣,有坚实而广博的学科知识积累和丰富的科学研究经验;其次,学科带头人是学科的统帅,能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善于提出和凝聚学科发展方向,制定规划,并有效组织实施,推动学科和学科团队的发展。学科带头人的基本职责是提出学科发展的愿景,为实现学科发展愿景做出战略安排,
建立学科资源协作体系,整合学科队伍。学科带头人需要具备学术实力、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和资源配置能力、学科制度和文化建设能力、包容的领导风格和沟通协调活动能力。学科带头人的战略眼光决定了学科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决定学科的学术声誉;学科带头人的领导风格将影响学科的文化氛围和人气;学科带头人的组织和资源配置能力将决定学科的组织化程度和运作效率。我们过去对 158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的调查表明,94.9%的学者认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梯队是构成学科组织最主要的因素;76.6% 的学者认为
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志向与感召力对学科组织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57.0% 的学者认为学科带头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影响学科组织资源获取的最主要的因素;68.0% 的学者认为学科带头人的管理水平是影响学科能力提升的最主要的自身因素;70.9% 的学者认为学科带头人的领导风格是影响学科制度建设的最主要因素;58.9% 的学者认为学科带头人的战略意识是影响学科战略方向调整的最主要因素。目前,总体上看我国大学中的学科带头人队伍存在总量不足、青黄不接、新兴学科带头人缺乏、重引进缺培养等问题。现状往往是有学术的实力但缺乏组织的能力,有领导的才能却又缺少学界的影响力。目前各高校的学科带头大部分是自然产生形成的,尽管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科带头人才的引进,但对潜在和未来的学科带头人缺乏系统科学的培养体系。因此如何加大学科带头人人才队伍建设,对学科带头人进行系统培训和开发,建立学科带头人才的继任计划,根据学科带头人的胜任能力要求构建学科带头人的遴选、培养和考核体系,是一流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学》:学科建设是一项全面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学科布局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宣书记:我想学科布局主要涉及到在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政府和中观层面上的大学这两个主体,要考虑到协调好国家、学术和市场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需求。从国家层面来说,首先,学科布局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于代表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对民族、国家和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学科进行重点布局,重点投入,做大做强,这需要瞻性眼光和战略性的顶层设计。第二,学科的布局还应该遵循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学科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任何学科都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是离不开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强有力支撑,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夯实了基础,才能建立起高耸入云的大楼。学科布局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从基础做起,对于一些在短期内难以见效,但对于未来和整体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如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应该从国家的宏观层面重点支持和投入。第三,国家的学科布局应该有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生态系统,学科布局需要与高校的类型、能力和特色有效的对接。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分层分类的发展,既要有重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也要有以应用学科见长的大学,既要有瞄准世界一流的学科,也要有满足市场需求的学科,既要有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也要引导部分大学服务地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科布局应该特别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资源投入,通过行政手段来“抓”学科建设的路子,而是通过建制度和机制的方式引导学科建设。
就大学这个主体而言,学科的布局同样需要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学术和市场的需求。大学在进行学科布局的时候要坚持与自身定位相一致的原则。学科布局不是说所有的大学都面面俱到,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全求大,盲目攀比的状况,大学在进行学科布局的时候应该首先要对自身的层次、办学目标和使命有清晰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来谈学科规划和布局才是有意义的,有时候选择不做什么比选择做什么更有价值,在这一前提下再来看大学自身到底能够与国家战略的哪些内容以及地方发展中的哪些重要问题做出回应,有什么样的金刚钻就揽什么样的瓷器活,从而做出学科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布局。同样,从学术发展的逻辑看,基于自身的定位,对于一些支撑性的基础性学科也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布点。部分大学的学科布局还应该重视基于市场导向的原则,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向市场开放,与区域及地方经济互动,让学科布局更加合乎于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的需求,让市场选择来决定学科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建立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立体的、生态的学科布局体系。
《大学》:在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制度创新的进程中,政府、大学和学科本身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角色?
宣书记:首先,是政府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引导机制和投入机制的创新,政府不但要吸引大学和各类学科建设资源集聚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还要使学科建设经费的效率最大化。转变“只见物不见人”的投入方式,重视智力的价值,进一步下放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大学自主权。其次,是大学在学科建设管理制度上要创新,应当明确学科建设的组织边界,建立基于学科组织的评价机制、问责机制和理财制度,引导学科面向重大战略和重大问题协同发展,避免散、小、弱,进一步明晰学科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的学科权力,让学科从表格中拚凑组合的虚拟组合,真正成为一个大学的基层组织实体,成为围绕共同科学使命而自觉集聚的有机体。最后,是学科自身的建设机制要创新,要明确学科的使命和规划,把一流的学者们都组织协同起来,而不是为了申报、完成指标的临时组合,长期分工合作,运转有序。好的制度,要能保障学科建设主体的合理分工,让不同主体各司其职,做自己最擅长也是最有可能做好的工作,形成良性的协同建设体系。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出“好”题,大学搭“好”台,学者唱“大”戏。政府的职责首先就是明确国家需要什么,要针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紧缺急需”把一流学科建设要解决的题目出好,并且设计一套好的机制想方设法把大学吸引过来,一方面通过这个过程破除学校间的壁垒,使同领域的学科集聚起来,互补起来,协同起来;另一方面,加快急需发展但基础弱或新兴学科的发展,为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顺利实施布好点,打好基础。大学的职责是把学科建设的平台搭好,设计合理的学科建设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孕育良好的学科文化,让学者能安心研究。政府和大学的工作做好了,学者就能专心致志来唱大戏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没有特效药,但我相信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架构一个好的学科建设制度,把现在已有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我们想要的世界一流学科就会早日到来。
●成就世界一流学科需要两个方面的制度支持,一个就是能够基于世界前沿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大项目、大研究,另一个就是能够将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协同。国外的一些科研制度其实是以学科为基础运转的,并且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目标明确,选题一流;二是高平台、高起点、高效益;三是集聚世界顶尖学者。我国目前也建成了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批重点学科,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要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就要建立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明确的“学术使命”为基础,以“集大学学发展序列中获得了先机,这是比重点学科自身获得政府大量经费投入,获得巨大的人才吸纳能力更为重要的收益。这就造成了在客观上重点学科的评选不仅在“台面”上非常激烈,甚至在未上“台面”之前也变得非常激烈,国家重点学科的“选优”标准,实际上把高端人才、学位点和各类平台等等这些学科构成要素,逐渐转化为各类学科建设的基本指标(比如 SCI 论文数、专利数、政府奖项等),在重点学科上保级或者升级都要达标,短时间、高效率地追赶“指标”成为学科发展的理性选择。毫无疑问,重点学科建设制度大大促进了大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也整体提升了中国大学的水平。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系列政策建构了一套中国特色学科建设的符号话语体系,规范了我国学科建设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举国重视”的影响,吸纳了从大量社会资源,大学和学科被拉动着奔跑起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 30 年中,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欠缺,大学学科建设的首先任务是用少部分资源做最需要的事情,完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史使命,因此在“选优”理念的导引下,采取同一性模式有其现实性。但是,从高等教育亟需深化综合改革的要求来看,从全面建设的要求来看,学科发展的同一性模式是有问题的。
《大学》:您认为现有的这种学科发展模式存在哪些问题?
宣书记: 我以为有三个倾向是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倾向就是重点建设的学科结构不够合理。一方面,重点学科集中在少数高校里面,比如在第一次评选中,地方高校仅占4.3%;在963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就拥有81个,占了总数的8.4%。而且,重点学科集中在少数学科门类里面,比如,第一轮评选的 416 个重点学科中理科和工科相加占总数的 59.8%,第二轮评选增加的 544 个重点学科中理科和工科相加约占 51.7%,学科密集度非常高。但同时又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同一个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被同时建在多所学校当中,最多的一个一级学科被同时建在 16 所大学当中,最多的一个二级学科被同时建在超过 21 所大学当中,这还不包括重点培育学科。这说明什么呢?一方面,当然反映出学校和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否能反映出学科建设中存在局部过剩问题呢?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很不好的结果,那就是这种分散建设把这一个学科领域里面最好的头脑分散在不同的大学里面,竞争有余而协作不足,从而失去了在同一个学科领域里面进行互补发展、系统发展的坚实基础。看上去表面繁荣,多而不强,离散没有高度。
第二个倾向是“择需”不足,缺少顶层设计。1985 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举措的顺利实施,培养高水平建设人才。也就是说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是国家开展大学学科建设的初衷,绝对不是让大学你争我夺看热闹,更不是为了满足大学组织和学者的自娱自乐。因此不但要有“选优”,更要有“择需”,而且在顺序上应该是先“择需”,再“选优”。”?就是根据国家重大战略的紧缺急需优先选择需要快速发展的学科,直接服务于解决国家重大战略中实际问题。事实上,“急需的”未必就是“强大的”,“强大的”也未必是“急需的”,如果在评选之前没有做好顶层设计,没有考虑好如何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那么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选优”的结果就是会选出所有“强大的”学科,这样很有可能会脱离国家花大力气开展大学学科建设的初衷。这种“选优助强”的学科建设路径实际造成一些学科反复被重点建设,重复投入。第三个倾向是学科建设投入的 “见物不见人”。重视实验设备和条件的改善,忽视智力的价值与投入,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缺少制度性的财政保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经费的边际收益递减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相当多的高校已经暴露出来了,重点建设的学科设备经费花不完,到了年底学科突击花钱的现象比较普遍。
《大学》:要改变现有这种以“竞争选优”和“要素驱动”为特征的学科建设模式,您认为我国学科建设发展的创新方向是什么?
宣书记:“竞争选优”和“要素驱动”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碎片化,导致学科建设目标离散、效率低下,重复投入,与学科建设的初衷大相径庭。我非常担心,这些问题会在接下来的一流学科的遴选与建设中再次出现。我认为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上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遴选从单一的“竞争选优”到与“择需布局”相结合转变,二是经费投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三是学科组建从“自发组合”向“自觉组织”转变。要实现这三个转变,关键是要制度创新。共同治理,应该成为我国学科建设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以体现学科建设中的“管、办、评”分离,建立区分政府、学校、学者等相关利益者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权、责、利的制度设计,通过投入、评价、考核等环节的制度变革,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引导学科要素集聚,形成资源的协作体系,实现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模式。在规划和选建一批一流学科的过程中,一旦对“事实判断”的呼声大过了对“价值判断”的理性思考,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碎片化的局面可能会很难避免。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在学科建设管理上要特别重视转变“管理的时态”,即从评选重视“过去时”为中心,建设注重“现在时”为中心,转变到评选和建设都以“将来时”为中心。什么意思呢?“选优”是过去时的,考察的是过去的成绩;“要素”建设是现在时的,建设的重点是目前薄弱的学科要素;“指标”赶超也是现在时的,指标都是针对学科要素设计的。把管理的时态定位在“过去时”和“现在时”上的好处是让学科建设管理简单、方便,但这样的管理,我们很难认可它是科学的。现代管理科学告诉我们,基于预测、基于计划的管理才可能是科学的,这就需要把管理的时态定位在“将来时”,比如基于国家战略和重大问题的“择需”,比如基于学科规划的学科组织建设。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竞争选优”与“要素驱动”是我国前一阶段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有三个倾向值得重视,一是重点建设的学科结构不够合理;二是“择需”不足,缺少顶层设计;三是学科建设投入的“见物不见人”。“竞争选优”和“要素驱动”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碎片化,导致学科建设目标离散、效率低下,重复投入,与学科建设的初衷大相径庭。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上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遴选从单一的“竞争选优”到与“择需布局”相结合转变;二是经费投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三是学科组建从“自发组合”向“自觉组织”转变。要实现这三个转变,关键是要制度创新。一是政府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引导机制和投入机制的创新;二是大学在学科建设管理制度上要创新;三是学科自身的建设机制要创新。具体就是政府出“好”题,大学搭“好”台,学者唱“大”戏。
共同治理,应该成为我国学科建设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在学科建设管理上要特别重视转“管理的时态”,即从评选重视“过去时”为中心,建设注重“现在时”为中心,转变到评选和建设都以“将来时”为中心。
《大学》:您认为我国大学的学科发展模式具有怎样的特点?
宣书记:所谓大学学科发展本质上就是大学学科组织实现了成长,在知识发现、应用和传播方面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显著的表现。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竞争选优”与“要素驱动”是我国前一阶段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我国大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同一性,表现为大学学科发展在目标上趋同,在建设内容上指标化,在建设方式上以学科要素投入与赶超为基本特征。大家都知道,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是由政府发起,政府推动和政府主导的。1987 年,为了贯彻 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在高等学校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要求,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第一次重点学科评选,从 5 大学科门类中择优选出了 416 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之后在 2002 年和 2006 年第二轮、第三轮的评选中又选出了 964 和 963 个重点学科(不含培育)。国家开展重点学科评选之后,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上有更多的大学学科进入“国家队”,仿而效之建立省一级的重点学科梯队,按照类似的方式投入了大量经费和倾斜政策来建设学科。这样从国家到地方,通过对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无形中勾画出中国大学学科的层次结构,也使重点学科所在的高等学校被纳入各类高层次大大学(研究版) 2015 年第 12 期 17我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教授不上课,到大学干什么?教授不研究,到大学讲什么?
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师资建设的方向是推动教师朝学者转型,要注意引进或培养学者型的教师。学者要具备“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品质,能将学术作为天职,将自己的生命学术化,并且追求沉醉而热烈的精神意境,将学术活动赋予超越现实的涵义。
《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如何处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宣书记:我们知道,大学学科组织是以承担知识劳动为目的的学术性组织,而知识劳动是分层次的,一般认为知识劳动可划分为知识的发现、知识的整合与应用、知识的传播等三个层次。尽管学科组织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知识劳动的三个层次,但是由于各个学科所在大学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 , 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 , 导致实际上各个学科组织所承担的知识劳动的层次各有侧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类学科注重与产业界的合作,以应用学科见长,耶鲁大学则逐渐形成重基础研究、轻应用技术的文化传统,以至于至今仍没有独立设置的工学院,但这些并不妨碍两所大学各自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学科且各具特色。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努力适应社会需求还是执着追求真理,无论是侧重于基础学科还是侧重于应用学科,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比如,最近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网站“物理世界”公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陆朝阳等完成的科研成果“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入选 2015 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并名列榜首,这是一个物理学的基础研究,但是,利用量子进行通信在原理上可以保证信息传输和沟通的安全性。这项成果将大大促进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刚刚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从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中国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 量子通信跻身国家战略重大科技项目之一,将量子通信商用,量子通信可能成为高铁、核电外又一张国家“名片”。
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学校、特定的学科,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很难四面出击,这时候就必须认真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认为关键要充分考虑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学校发展的历史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两个基本前提 , 一个是需要 , 一个是可能。确定学科发展的重点首先要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发展的需要 ,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需要的前提下 , 有多大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取多少资源和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保留好部分,剔除不适合的东西,以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学术治理、组织方式、学术评价与考核、教师聘任与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遴选等等方面遵循国际经验和国际规则。
另一方面是具体操作层面,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从科学研究、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推进。第一,从科学研究方面来看,主要看研究的选题是否站在国际前沿,是否被国际同行所认可和推崇。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否被国际同行普遍承认和应用,实验条件是否达到了同领域的国际领先标准;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要看学者们是否活跃在同领域的“国际圈子”里,是否与国际同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是否担任了本领域国际学术组织、学会等主要职务、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编委,是否经常受邀参加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第二,从人才培养来看,要看我们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是否与国际接轨。其中,培养目标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一流学科培养的人才是要与国际人才进行竞争的,因此我们的培养目标要与国际作为参照系,以此为基础,我们的教学内容才能保持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同步的知识更新,我们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才能实现与国际接轨。另外,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确实需要给学生提供很多的交流机会和项目,开拓学生学术的国际视野,像浙江大学将国外校园学习体验称为第四课堂。
第三,从社会服务方面来看,要看学科能否引领与解决相关产业、行业的关键问题与共性技术,是否能够为相关行业的国际一流企业进行服务并与之合作,学科研究是否能够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实现进行服务、提供基础研究支持,是否能够为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研究支持等等。只有从以上这些方面开展系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够有效地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进展。
●就大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无论是努力适应社会需求还是执着追求真理,无论是侧重于基础学科还是侧重于应用学科,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学校、特定的学科,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很难四面出击,这时候就必须认真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关键要充分考虑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学校发展的历史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两个基本前提 , 一个是需要 , 一个是可能。
学科组织为专业提供课程,而专业是课程的组合,所以一个专业的建设它是需要由若干个不同的学科来支撑的。这就是学科与专业的关系。由此,也就回答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才”“协同合作”为中心的学科制度。
只有真正实现学科的国际化才有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国际化才会变成大学的血液融入大学的躯体。实现学科的国际化,推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个系统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其次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从科学研究、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推进。
《大学》:根据您的观察,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宣书记:成就世界一流学科需要两个方面的制度支持,一个就是能够基于世界前沿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大项目、大研究,另一个就是能够将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协同。从这点上来看,国外确实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目标明确,选题一流。世界一流学科的使命是推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帮助国家实现重大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目标明确、选题一流。例如,美国能源部管理着 17 个美国国家实验室,其中有 9 个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为符合能源部使命的长期性目标提供可持续研究支持。除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之外,这些实验室均按照“政府所有——合同制管理”的形式运行,即国家能源部代表国家与负责国家实验室具体运行管理的机构签订“管理与运行”合同,决定每个实验室的使命,并提供运行经费。美国能源部的 17 家实验室中有 16 家的研究开发经费 80% 以上来自于能源部,这些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能源部支持的长期的、前沿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
第二,高平台、高起点、高效益。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制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制度将高水平人才、高水平仪器设备与大型科研项目紧密结合,成为美国保持旺盛的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例如,坐落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1,579 人,主要从事高能粒子物理、宇宙线和天体无力、同步辐射及其应用研究、加速器新技术研究等,该中心自 1962 年建成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其中,1974 年,伯顿·李希特(Burton Richter)领导的实验小组在该中心所进行的正负电子非对称加速环上利用复杂的探测器开展物质与反物质的对装研究发现了一种以前位置的基本粒子,该发现使李希特获得了 1976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第三,集聚世界顶尖学者。人才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要实现大科学、大项目、大成果的目标,就要建立能够集聚世界顶尖研究人才的制度。美国国家实验室采取灵活的用人政策,旨在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国家实验室一般采用聘用合同制,人员竞争上岗,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之外,流动人员如博士后、研究生等也以合同形式招聘,现预期的目标 , 这就需要有所取舍。无论学校层面还是学科层面,在学科建设上要有使命的自觉并有坚守使命的恒心 , 才可能出特色、上水平。
《大学》:如何处理学科与专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宣书记: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有五项,其中人才培养就是其中一项,方案提出: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方案将人才培养放到核心地位,可见其重要性,这也是以前在讲学科建设中所欠缺的。过去我们在谈学科建设的时候,谈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水平提高比较多,但是对人才培养谈的比较少,认为那是专业建设的事情,但实际上,人才培养是学科组织的重要使命之一,这是在过去的学科建设中容易被忽视的。作为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大学的质量、水平和能力都体现在专业和学科上,但是学科与专业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是在大学中它们划分设立的依据上有差别,专业设立的依据是社会职业分工。大学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专业?这些专业从哪里来?它是根据社会职业分工而来的,所以我们的专业往往对应社会职业分工。学科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是知识分类。它是按照不同的一门门知识而来设立的知识劳动组织。
二是构成要素不一样,学科形成要素要有概念原理、命题范式、研究方法等等,专业是由课程组合而成的。所以学科建设围绕使命(方向)、学术梯队、学术信息、物质生产资料支撑等等;专业的建设主要是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体系的确立和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及实验训练条件的建设。
三是发展目标不一样。学科的发展目标主要是围绕知识体系的增长,学术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专业发展目标主要是要培养学生,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元素。但是它们怎么样发生关系呢?学科是大学的组织,是大学的体,专业是大学的用,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一个职能,一个功用。学科组织在人才培养上的职能是通过提供课程实现的,所以课程是联系学科与专业的纽带,学科组织为专业提供课程。而专业是课程的组合,所以一个专业的建设它是需要由若干个不同的学科来支撑的。这就是学科与专业的关系。由此,也就回答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教授不上课,到大学干什么?教授不研究,到大学讲什么?
《大学》:您如何看待大学教师在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科研与教学中的角色?
宣书记: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相同的,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只有教师才是最直接进行大学传播、应用、融合和发现高深学问大学还以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为例,该实验室目前拥有 1,579 个全职员工、21 位联合聘用研究人员、70 个博士后、135 个研究生、3,112 个仪器用户以及 30 个访问学者。实验室的雇员按照项目制进行管理,其薪酬由政府发放,分为两个部分,基本薪酬和奖金,实验室每年会对员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奖金的分配情况。以上三点使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组织的边界划分清晰,避免重复建设,避免资源浪费,避免散、小、弱,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学》: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与国外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宣书记:“学科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一个词,另一个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国外并没有“学科建设”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制度其实是以学科为基础运转的,并且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目前也建成了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批重点学科,但是,这些重点实验室和学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学科重复布点、造成资源浪费;研究领域太窄,学科单一,规模太小,学科方向老化、陈旧;与其他学科或实验室的合作太少,缺乏协同合作等等。这些问题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难以形成大科学、大项目、大成果的局面,而大多表现为散、小、弱。因此,要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就要建立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明确的“学术使命”为基础,以“集聚人才”“协同合作”为中心的学科制度。
《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语境下,如何理解学科国际化的含义?
宣书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提出其实不是一个新命题。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国际化的进程中,无非是“化”哪个国际的问题,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得益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管理者大多有留学于欧美的经历,因此,那个时期是“欧美化”;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苏联化”;改革开放后,开始以“美国化”为主,所以我们的国际化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如果我们把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有留学经历的师资的比例”“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的比例”“是否有孔子学院”等指标是远远不够的,这不是国际化的真正内涵。我一直认为只有真正实现学科的国际化才有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国际化才会变成大学的血液融入大学的躯体。
《大学》:如何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实现学科的国际化,进而推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
宣书记:实现学科的国际化,推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个系统性问题。教育的现代化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后进向先进学习与追赶的过程。一方面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对西方现代大学的活动主体。因此,历来国内外著名大学校长都把聘请第一流的教授、学者作为办校的最基本决策。一个一流大学,只有拥有一批有名望、有实力的教授、学者,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创造出学术成果,充分实现大学的功能。正如季羡林所说:“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 , 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访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降,几乎门可罗雀了。”
教师是学科为专业提供课程从而完成人才培养职能的具体承担人,他们通过承担课程教学任务进行知识传播、实施人才培养。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想要从学生中培养出未来学界或业界的领袖,为专业提供高水平的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如果仅仅进行简单的知识传播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高水平的知识发现、融合与应用能力,也就是说,教师不仅要具备高水平的教学能力,还要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并具备相应的社会服务经验与能力。三者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
《大学》:相对于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大学的师资建设应往哪个方向发展?
宣书记:基于以上关系,回过头来看,我们又可以明确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师资建设的方向,那就是推动教师朝学者转型,我们要注意引进或培养学者型的教师。何谓学者?学者是以学术为业的人。第一 , 学者的工作职责是从事知识劳动并且其劳动成果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第二 , 学者将从事知识劳动作为自己的“志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以学术为志业,学者是怀着一种宗教般虔诚的心情去从事这个职业的。实现了“学术化生存”,将“劳动”和“自由生命”融于一体,从而激发出更具创新性和主体性的精神生产和学术研究。大学教师处于把学术当作谋生手段的较低级的境界;但是学者必须超越这一阶段,把学术当作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发自内心地热爱学术、献身于学术,这种知识劳动本身就是为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自我实现。如果只是用学术活动来获取金钱、名利等 , 那么这种知识劳动就无法超越功利性,无法使人真正体验到自由生命的涵义,也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因此学者要具备“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品质,能将学术作为天职,将自己的生命学术化并且追求沉醉而热烈的精神意境,将学术活动赋予超越现实的涵义。
《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摘自2015年第12期《大学》杂志记者 张男星 王春春)